作者：李钊 杨世文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1年第4期时间：2021.09.01
原文链接：http://hrc.cssn.cn/xsdt/sxpy/202109/t20210901_5357099.shtml
摘要： “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成就斐然，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新论迭出，研究旨趣和研 究内容集中表现为坚守巴蜀文化的地域精神与探索巴蜀文化的创新转化机制，形成了探 究巴蜀文化自身客体衍变规律的本体论、考察巴蜀文化历史地位的价值论以及探索巴蜀 文化创新转化机制与提升巴蜀文化国内竞争力和国际传播力的认识论等多个维度并行发展的研究模式。这一成就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未来巴蜀文化研究需要立足成渝双城经济圈，秉承地方文化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主旨；放眼国际学术视野，在区域文化研究中构建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巴蜀文化学术研究进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作为推动巴蜀文化纵深发展的突破口。
“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方文化旗帜的引领下，稳步前 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四川省实施了“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启动了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的编撰，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守护、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局面，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初步统计，这一期间，共出版通史、专题类专著（含编著） 300 余本（部），发表各类期刊论文 1700 余篇。这些研究成果紧紧围绕热点和前言问题展开 研究，既有理论层面的综合探究，也有对具体问题的讨论，还有对以往学术观点的辨析和反思。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新论迭出，研究领域不断得以拓展，学术视野日渐开阔，研究旨趣和研究内容集中表现为坚守巴蜀文化的地域精神与探索巴蜀文化的创新转化机制，形成了探究巴蜀文化自身客体衍变规律的本体论、考察巴蜀文化历史地位的价值论以及探索巴蜀文化创新转化机制与提升巴蜀文化国内竞争力和国际传播力的认识论等多个维度并行发展的研究模式。为了推动巴蜀文化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我们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予以梳理、评析和反思，并籍此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限于篇幅，本文尽量选择其中原创性研究成果作为讨论的样本，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海涵。
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坚守：“十三五”巴蜀文化本体论研究
“十三五”期间，学界关于巴蜀文化本体论的研究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解析“巴蜀文化” 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更为注重探究巴蜀文化在自身客体衍变进程中所折射出的巴蜀文化特质，呈现出了对巴蜀文化地域文化精神坚守的研究特征。
（一）巴蜀文化相关概念的解析
近年来，随着地方文化经济作用日渐凸显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围绕巴蜀文化衍生出了“蜀文化”“巴文化”“天府文化”“巴渝文化”等不同的学术概念。这些学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何厘清它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学界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黎小龙对“巴蜀文化”“巴渝文化”内涵的形成与嬗变进行了详细的释读。谭平认为天府文化的特质集中体现在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等方面。为了深入解析巴文化的科学内涵，《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 2 期推出了“巴文化研讨专栏”，刊发了一批意在解析巴文化内涵相关问题的高质量论文，如彭邦本的《巴文化的历史地位与核心价值》、王川的《巴文化与旅游发展》、李明泉的《传承弘扬巴文化，凝聚提升软实力》、李明泉的《传承弘扬巴文化，凝聚提升软实力》、张建华的《巴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 张海鹏的《有关巴文化的一点感想》等。这些文章提出了诸多富含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的观点， 进一步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这是继 20 世纪 40 年代初“巴蜀文化”学术命题提出、50 年代内容研究、80 年代内涵扩充、21 世纪初内涵争议之后又一次学术争鸣，为今后巴蜀文化 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考方向。
（二）巴蜀文化本体论研究
巴蜀文化地域性特质的基本表现及其历史嬗变一直是学界孜孜以求予以推进研究的核心问题。“十三五”期间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哲学与宗教、文献整理与学术史等传统研究领域内。
1. 历史学
运用历史学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解读巴蜀文化的历史嬗变，历来被认为是解析巴蜀文化本体论的一把总钥匙。章玉钧等学者主编的《巴蜀文化通史》是一项多卷本大型通史类著作，全书共 22 卷 28 册，分别从物质、制度、精神、行为习俗四个层面阐述了巴蜀文化地域特质及其发展过程。该丛书有别于以往以记述行为活动为主的普通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双重价值。
在断代史研究成果中，先秦巴蜀史研究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研究成果大多是借助新 的考古资料对以往学术观点的阐发或厘正，如马歆喆、李道明、汪启明、李钊等学者对古蜀人族属源流的考辨 , 赵炳清对“楚灭巴”的考据、李殿元对成都得名的考证、朱圣钟对巴国疆域的考察、张学君对秦举巴蜀战略意图的讨论等。这一研究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现存传世文献关于先秦巴蜀史迹的记载，要么先秦文献语焉不详，要么后世文献对其追记略有差异，学界对其研究基本上是采用汉晋史籍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的方式。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廓清了以往学界存在的学术争议，补证了先秦巴蜀史的研究内容。秦汉巴蜀史研究方面，饶胜文的《大汉帝国在巴蜀》、高然的《成汉国史》颇具代表性，两书相对全面地考察了蜀汉与成汉政权的运作问题。唐宋巴蜀史的研究，陶禹、林云鹤对唐代剑南道、山南道行政辖域的演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辨。刘小燕、邓仕海讨论了唐廷对巴蜀地区的战略经略等问题。蓝勇分析了唐代巴蜀地区墓葬出现“唐代断痕”现象的社会成因。吴红兵论述了宋定蜀后的政治措施等。明清巴蜀史的研究，胡希东、龚义龙、杨宇振论证了明末清初巴蜀地区袍哥文化的社会成因、社会影响以及晚清重庆政治形态的演变等问题。民国巴蜀史的研究，冯金声阐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西南地区铁路建设的发展历程。裴儒弟系统考察了民国前期西康省治理问题。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撰的《鏖战神州的川军将士》以资料汇编的形式，全面记录了川人在抗战中的卓越历史贡献等。
2. 考古学
较之其他区域文化的研究，巴蜀文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以及学术研究的日渐开展均受益于考古发现。因此，巴蜀考古相关问题的研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至今，一直经久不衰。 这一期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了《成都考古发现（1999—2018）》共 20 册，全面总结了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二十年来考古调查、发掘和分析报告，是考古研究成果的一大集成。其他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文化遗址、墓葬、巴蜀图语、蒙元战争遗址以及新的考古发现等方面。
关于文化遗址的研究，学界依然较为关注三星堆、金沙、罗家坝等代表巴蜀文化特质的考古遗址。胡大权认为三星堆出土玉石器上的核心字符“手心纹”是汉字“禹”“蜀”“巴”， 并由此“找到了”巴蜀玉器文字中“中华”二字的字符，是近年来三星堆文化研究的重要观点。另外，曾江、杨丽华、赵殿增、高大伦、施劲松、李为香、朱乃诚、印洪、朱丹丹、罗惠、于孟洲等学者通过对上述文化遗址的创造主体、中心聚落形态以及出土文物的种类、纹饰、人物造型等内容的考据，一致认为，宝墩、三星堆、金沙、十二桥文化呈 现出第次与交叉发展的特征。
巴蜀墓葬研方面，向明文、王隆毅、刘国祥、冉宏林、郭明等学者在考察先秦巴蜀墓葬形制与出土文物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先秦巴蜀文化先后经历了守商周、倾荆楚、染秦化三个阶段，是土著和北方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体现着鲜明的“蜀人尚文、巴人尚武”的 文化特质。王天佑分享了一个关于西汉蜀地墓葬形制的新观点 ：蜀地西汉大墓代表的高层社会表现出对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偏好，小墓代表的底层社会则保留着土著蜀文化传统。 秦臻、索德浩认为巴蜀墓葬出土的汉代陶俑代表了当时全国陶俑制作的最高水平 , 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在巴蜀文化研究进程中，对巴蜀“图语”（符号）的解读，一直是学界尝试破解的难题。 这一期间，严志斌、洪梅、余乃谦、胡易容、江章华、沙马拉毅等学者作出了诸多努力。 他们在系统整理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巴蜀地区先秦文物符号类型、图形特征以及可能“传递 的语言表达”等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笋形符号可能是战国中晚期巴蜀地区的一种流行语”“巴蜀符号的基本组合虎、蛇、人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和礼仪性质 , 与三星堆文明一脉相承, 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宗教发展体系”“巴蜀图语的图像性更加明显，有助于从立体的维度呈现中华文字谱系不同支脉的演化”“巴蜀青铜工具上的符号最大可能是代表所有者或生产者标识性徽记”“1997 年犍为出土的战国时期古铜印字符是开明王朝时期的彝文字符”等重要学术观点，对巴蜀“图语”（符号）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蒙元战争遗址方面，蔡东洲、郑敬东等学者在全面考察蒙元战争期间巴蜀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基础上，重点阐述了钓鱼城之战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另有学者对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如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解析了 2014 年成都同仁路佛像坑、生活坑的发掘情况。刘章泽、白九江分别对什邡箭台村遗址、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商周遗址进行了解读等。 此外，近年来，彭山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17 年在眉山市专门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确认江口沉银遗址的重要意义”、“江口沉银考古器物的史料价值”以及“张献 忠与明末历史”等专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张彦、吴晓玲等学者则对该遗址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进行了阐释，补证了文献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记载。
3. 民族史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从学术意义讲，属于历史时期三大民族走廊中的“藏 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因此，民族交融与民族文化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李艳峰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视野，系统考察了僚人族属源流的历史演变，张兢兢认为，南朝先后通过设置军府、僚郡以及分州等行政措施，加速了入蜀僚人的华夏化过程。江霄尝试运用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来解析与传播巴蜀文化。马廷中考察了唐庭在巴蜀民族地区实施州（郡）县与羁縻州县并设这一特殊行政管理机制的原因与社会作用等问题。高然指出，晋唐历代政权对僚人行政区划的调整，加速了僚人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戴连渠分析了“賨人”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另外，学者也较为关注巴蜀地区的嘉绒藏族、彝族、羌族、仡佬族、土家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质以及民族融合等问题。
4. 文学
“自古文人皆入蜀”，巴蜀文化研究的开展自然离不开对巴蜀文学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一期间的巴蜀文学研究成果，通史类著作中，除了上述《巴蜀文化通史·文学卷》阐述了巴 蜀文学历史发展脉络之外，李凯的《巴蜀文艺思想史论 ：一种区域文化视阈下的考察》利用文化地理学、审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了巴蜀地区自汉代到现代的文艺思想的历史嬗变轨迹，夯实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
在专题类研究成果中，李殿元以汉代辞赋为据，阐释了蜀人“好文刺讥”的内涵及其历史成因。严正道以唐五代时期的入蜀诗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五代入蜀诗人对巴蜀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苏宁认为丝绸之路丰富了唐代巴蜀文学的创作内容，并由此影响着唐代文化的发展。王永波指出，唐宋巴蜀文学外在形态与内在演化上呈现出较为相似的总体风貌。孙振涛认为，五代巴蜀文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质，成都平原文学具有绮丽艳冶的审美主旨和瑰奇浪漫的神话色彩 , 巴峡山地文学则具有热情浪漫的楚骚风味。现当代巴蜀文学的研究， 谭梅、任军讨论了民国时期四川女性报刊的创办、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现当代巴蜀作家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色与得失等问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编撰的《评论四川》以及何映森主编的《当代四川散文大观》 收入了近年来川籍作家的精品力作，展示了现当代巴蜀文学的风采。此外，另有学者对巴金、李劼人、艾芜等巴蜀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予以了关注。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揭示了巴蜀文学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对 于指导当下巴蜀文学创作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5. 哲学与宗教
“十三五”期间，巴蜀哲学的研究，更为注重探究巴蜀哲学的特质。如蔡方鹿认为巴蜀哲学的特质集中表现为重经学、重实践、重人情、重创新、重和谐。金生杨、周翔宇、祁和晖、陈德述等学者考察了汉代和南宋巴蜀易学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古代哲学的影响等问题。 略显遗憾的是，这一期间学界对元明清及近现代巴蜀哲学的发展特质缺乏必要的“聚焦”，这 显然不能展现巴蜀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也未能从中抽绎出“易学在蜀”历史演变的内在合理性。
宗教方面，巴蜀道教与佛教的历史嬗变问题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王达军用影像手段生动地诠释了巴蜀道教“道法自然”“恬淡清静”的义理。李远国指出，巴蜀道教文献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版本流传多样。黄尚军阐释了巴蜀巫道文化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影响等问题。段玉明系统考察了成都佛教历史发展的概貌。邓新航讨论了历史时期巴蜀地区佛教宗派与佛像造型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学界关于历史时期巴蜀道教与佛教发展史研究的阙如，而且为我们对巴蜀道教和佛教相关史料的采撷和辨伪提供了诸多新的观察点。
6. 都江堰与巴蜀农业
由于四川盆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我国传统社会，较之全国其他农产区，巴蜀地区农业发展更为依赖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李钊近年来更为关注这一问题，其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着力解析了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弥补了唐代四川农业发展研究的不足，可谓巴蜀农业研究的力作。 在其另外的文章中，运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讨论了秦并巴蜀后蜀地农业发展的概况。李桂芳、刘文强 等学者讨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治水技术的历史演变以及出土石人像等问题。袁樯、竺秉君、刘静等学者分别考察了汉唐时期巴蜀农业、茶叶与渔业发展的基本表现和内在历史成因等问题。另外，川西林盘农耕文化亦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罗亦爽、蔡竞、孙大江、陈秋渝、李钊等学者分别对川西林盘农耕文化的内涵、特征、类型、景观特质、历史嬗变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7. 文献整理、辑较与研究
文献整理方面，四川省启动了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系列丛书的编撰。该丛书按照传统文献经、史、子、集的编撰方式对两周至 1949 年历代巴蜀文献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试图填补巴蜀地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发展重要区域却没有一部集大成的文化典籍的学术空白。 目前已出版部分成果，如《巴蜀文化大事纪》对巴蜀历史上的城市、工商、民族等各领域的文化大事进行了详细的整理。除此之外，舒大刚主持编撰的《巴蜀全书论衡》、四川省地方志编撰的《四川方志史》与《四川历代地方志集成·第3 辑》、大足县志编修委员会编撰的《大足县志》、李勇先主持编写的系列丛书《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李锡炎主编的《历史考察与规律探索——四川干部教育口述史研究》、黄尚军整理的《川东北清代墓碑集成》、曾晓娟搜集的《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文学卷》、苏东来主编的《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毛丽娅主编的《巴蜀珍稀家谱钞稿本汇编》（全 18 册）、金生杨主编的《遂宁张氏著述合刊》、刘以勤主编的《巴蜀侨界文丛》、李密等人翻译的清末日本 学者山川早水撰写的《巴蜀旧影》等编著在各自领域内对巴蜀文献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搜集与整理。
文献辑较与研究方面，王斌、王万洪等学者分别对《蜀都碎事》《升庵书论》进行了辑较和注释。张铭、舒显彩等学者讨论了《华阳国志》的版本、所载战事、庙祠对象等问题。吴洪泽 对唐五代以来巴蜀地方志总集的编撰内容与特色进行了全面考察。杨钊以《全蜀艺文志》为据，分析了明清巴蜀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学术思想的演变。这些着眼于巴蜀资料整理、辑较与辨伪的研究成果，在充实巴蜀文献资料自身内容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文献价值和利用价值。
8. 学术史
“十三五”期间，学界关于巴蜀学术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时期蜀学的发展和 20 世纪以来巴蜀学术史的分析与归纳两方面。
历史时期蜀学发展方面，舒大刚总结了蜀学发展的突出特征 ：即蜀学经历了先秦孕育、 两汉初盛、魏晋南北朝持续发展、隋唐五代异军突起、两宋高峰、元明清相对低迷、晚清民国极盛等七个发展阶段。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蜀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特色 , 时常具有特殊的创制 , 对祖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复生等学者从区域学术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蜀学的独特价值及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彭华从宏观与微观层面阐释了蜀学的形神与风骨等。
关于巴蜀学术研究的分析与归纳，谭继和认为，徐中舒先生的“两论”与蒙文通、缪钺、冯汉骥、任乃强、邓少琴等前辈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争鸣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热潮。段渝梳理了 70 年来巴蜀文化研究的方向与进展问题。霍巍指出，70 年来巴蜀考古在出版大量考古发掘报告与研究论著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国际化程度逐步加强。支宇认为，七十年来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成果呈现出从西南地域角度出发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特征，形成了以“边缘精神”为理论气质的“西部话语”流派。 何一民提出了构建“天府学”的必要性和学术意义。另有学者对 20 世纪以来或者近年来巴蜀文化的专题研究成果及重要学术会议进行了总结。这些旨在整理与归纳巴蜀文化学术研究 的成果，无疑为未来的巴蜀文化研究指明了来程和方向。
9. 其他
除了上述分类研究成果之外，亦有学者关注巴蜀民俗、巴蜀医学、川剧以及红色文化等方 面的问题。如李耀奎的《巴蜀乡俗志》、杨麟翼的《蜀中风俗图咏》、王世华的《蜀人蜀事趣谈》、侯光的《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撰的《成都河流故事》 、郑光路的《成都“变脸”》、潘家德的《近代四川民俗变化研究》、韩淑芳的《老重庆》、双流民俗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双流民俗志》、张凯的《川江号子》、吴珊的《秦风蜀韵 羌楚影——秦巴汉水民间舞蹈概览》、温耀龙的《巴蜀木雕》、马小彬的《四川省志·川菜志·川茶志》、蓝勇的《中国川菜史》以及江玉祥主编的《川茶文化暨川南文化遗产研究》等著作详细诠释了巴蜀地区富有特色的民风民俗。川剧方面，郭勇的《川剧演出史》，是第一部专门从演出视角研究川剧历史的著作。杜建华的《川剧史话》与《川剧与巴蜀民俗》解析了川剧发展史迹及其与巴蜀民俗的内在联系。张凯、施源、王华清、罗玥、刘才华等 学者则分析了川剧的发展、唱腔、变脸绝技等艺术特质。巴蜀医学方面，吴楠、葛爽爽等学者则阐述了巴蜀针灸的源流问题。红色文化方面，学界更为注重讨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传承、资源构成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问题。如杨先农等学者编著的系列丛书《长征路线·四川段文化资源研究》、王桂林的《浅析本土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路径——以重庆市为例》等。
二、创新转化机制的探索：“十三五”巴蜀文化价值论与认识论研究
“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在注重考察巴蜀文化地域特质本体论的基础上，亦注重以探究巴蜀文化历史地位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论和探索巴蜀文化创新转化机制的认识论研究。
（一）巴蜀文化价值论研究
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徐中舒先生首次提出巴蜀文化首先是“萌茁于本土”，其次“才是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这一著名论断以来，20 世纪 80 年代顾颉刚先生将这一观点进一步阐发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是战国以来的事” 。后来，苏秉琦 先生借助当代考古新成果，又提出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此说尽管没有提及巴蜀地区，但 1986 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的问世，无疑有力地证实了“巴蜀地区应当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故而，李学勤先生说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在这些观点的指引下，“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价值论研究，形成了巴蜀文化自身发展进程与历史贡献的“独立发展”、融合与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认识逻辑。如段渝的《走出盆地》 一书的核心即是 ：夏商时代巴蜀文化主要表现为神权文明，周代及春秋战国时代则表现为礼乐文明 ；秦并巴蜀之后，巴蜀逐步从独立王国性质和民族形态的文化转型为地方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地域亚文化，同时又积极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吴国璋指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贾俊霞立足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提出了“古代巴蜀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发生发展历史，以成都为核心的巴蜀文明在中国文明宏大格局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明特质和重要地位”这一重要观点。林向指出，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邓经武以《山海经》为切入点，认为巴蜀神话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舒大刚认为，在巴蜀古史体系中，也存在独特的“三皇”（天 皇、地皇、人皇）“五帝”（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体系，代表着西南地区多元一体、 和谐共存的文化形态。张伦认为“蜀人以其所崇之鸟文翰进献 , 与周王室构建了政治联盟关 系 , 周人藉此实现了政治文化的整合” 等等。显然，这些着力解析巴蜀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身衍变规律的学术观点对探索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区域文化与我 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思考。
（二）巴蜀文化认识论研究
“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认识论研究，注重尝试用现代诠释传统，在努力探求巴蜀文化的创新转化机制的同时，亦注意巴蜀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旨在提升巴蜀文化的国内竞争力、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如 2017 年四川省实施了“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大禹、李冰、扬雄等二十位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长廊中书写了独特“巴蜀文化符号”的历史文化名人先后入选第一、二批历史名人工程。该工程坚持“把握导向、立足学术、着眼传承”的原则，成立了以历史名人命名的研究会和研究机构，并推出了相应的学术研究刊物，如四川大学何一民教授为总主编的《四川历史名人丛书》（共十册）已于今年年初付梓刊印发行。周学平编著的《历史文化名人集》讲述了首批历史名人品格故事。李殿元、李彬彬、李天道、何易展、纪国泰、毛晓红、章思怡、徐希平、全朝阳、尹波、卿三祥、孙文刚 等学者分别考察了大禹、李冰等历史名人文化内涵、资源构成与创新转化路径等问题。同时，四 川省还启动了《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的编撰，其中王小红编著的《古代卷》已出版发行 ， 是一部迄今为止系统介绍历代巴蜀文化名人的工具书。李后卿以史考事，以事证史，多角度、全方位呈现了四川历史名人在巴蜀以及华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奉友湘收集了先 秦以来 64 位历代蜀王的故事。这些着眼于巴蜀历史名人文化挖掘、普及与传承的研究成果， 对于延续巴蜀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川渝两地建设文化强省、强市战略目标的逐步实施，探索巴蜀文化价值的创新转化机制，是学界关注的又一热点。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编著的《巴蜀智囊》对 2016 年至 2018 年的决策咨询报告、建议进行了汇总。向宝云详细解读了近年来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与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应当从探索经验转向把握内在规律这一重要创新性观点。郑晓幸认为，四川文化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应当遵循 “实践中探索，在理性中思考”的新理念。谭继和、赵保佑等学者以四川大中城市为例，讨论了历史文化资源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路径与策略等问题。梁乔、冉玉杰、徐平、 徐澜婷等学者则讨论了巴蜀历史街区、历史古镇以及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周思源、 李明泉、黄彬、阙祥才、吴然、周梅等学者探究了巴蜀文化的文化创意与产业发展等相关问题。另外，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背景下，巴蜀文化如何顺应社会需要而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李明泉、曾江、何一民、彭邦本、李竞恒、李斯等学者在考察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历史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见解，为探究巴蜀文化的创新转化机制提供了有力的智源支持。
巴蜀文化的海外传播是这一期间学界力求拓展的研究领域，虽然成果不够丰硕，但代表着巴蜀文化新的研究方向。如徐希平以高丽诗人李穑的诗作为例，考察了唐宋时期巴蜀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影响问题。房锐考察了日本人视域下清末四川教育的发展状况。林媛结合川酒产品包装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讨论了川酒产品包装文化及其国际传播策略问题。王小菲从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寻找国际对接点等方面提出了扩大巴蜀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基本策略。胡文婷总结了西方汉学研究视域下成都形象的演绎问题。惠科以日本人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为据，讨论了近代日本外交官和汉学家对重庆的认知问题等等。
三、“十三五”巴蜀文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发展势头，呈现出了坚守巴蜀文化地域精神与探索巴蜀文化创新转化机制的研究旨趣和研究内容，将巴蜀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经验层面的陈述性的解读，以理性层面抽绎巴蜀文化自身特质及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灼识和思辨性成果还不多见。甚至一些破解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密钥”的关键性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是充分的重视。例如巴蜀文化内涵的科学阐释、巴蜀文化创造主体及“巴蜀地望”历史演绎的解析、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内在动力的探讨、巴蜀文化特质的理论抽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以及巴蜀文化研究战略的制定与研究力量的组建等。
（一）巴蜀文化内涵的界定和科学阐释还存在不足
目前学界围绕巴蜀文化这一学术命题而衍生出的“巴文化”“蜀文化”“天府文化”“巴渝文化”等不同“分支概念”的提法或研究范式，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有助于将巴蜀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细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巴蜀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体系，这些“分支概念”与“巴蜀文化”属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种提法或研究范式无疑 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巴蜀文化”内在的整体性特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完 全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目的。另外，从文化学角度讲，文化的存在有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 ；从学理构建的角度讲，巴蜀文化是巴蜀人创造的文化事象，积淀着巴蜀人民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巴蜀人民独特的精神标识，包含着巴蜀人、巴蜀区域、巴蜀 人是如何创造的以及这一文化事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巴蜀地区、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内容。因此，对巴蜀文化内涵的界定与科学阐释，既不能忽视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整体性特质，亦不能忽视巴蜀文化存在的三个层面以及巴蜀文化的学理构建要素。
（二）巴蜀文化创造主体及“巴蜀地望”历史演绎的解析不够系统与深入
巴蜀文化是一个宽泛而复杂的学术概念。就其创造者而言，除了世代居住在该区域的原住居民外，还有各历史时期通过官方和自发两种主要方式进入该区域的移民、试图在此区域建立割据政权的各种势力集团以及躲避战乱与各种自然灾害的流民等各类人群，他们不仅社会阶层、民族构成、文化背景与文化诉求复杂多样，而且在每一历史时期各种社会集团对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和文化话语权也不尽相同。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创造者是多阶层、多区域、 多民族的杂糅体，如何从中解析哪一历史发展阶段谁是巴蜀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巴蜀文化深入研究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难题；从巴蜀文化的创造区域而言，巴蜀地区的行政区划（包括秦举巴蜀之前的巴蜀疆域）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如何厘正“巴蜀地望”的历史演绎尚需学界予以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三）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内在动力的探讨有待加强
在以农立国的我国传统社会，农业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农业是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巴蜀地区自先秦至今不仅是我国传统社会长江上游农业发展的核心区域，而且因其将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高度融合成一个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从而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农耕亚文化气质在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同时，2019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四川宜宾住文化系统”“四川渠县扎溪卡游牧系统”携手“重庆大足黑山羊传统养殖系统”“重庆万州红桔栽培系统”成功入选，数量占该批次总数的 18.5%，充分证明了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巴蜀农耕文化所蕴含 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深层生态与文化哲理，可为当今社会探寻农业可持续发展新路径提供 丰富的智源和典范的历史启示。尤其是在乡村振兴与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背景下，如何将传统社会巴蜀农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折射出的内在合理性或者说是规律性转化为促进乡村振 兴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智力资源，这必然需要从巴蜀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寻求历史智慧。因此，只有将历史时期巴蜀地区农业作为巴蜀文化研究的切入点，才能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 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合理性或者说是规律性。
（四）巴蜀文化特质的理论抽绎和比较研究不够深刻
巴蜀文化的特质涉及巴蜀文化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等研究领域，既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实证性极强的课题；研究方法既需要纵向的理论分析，又需要横向的比较实证。这一期间，学界尽管在解析巴蜀文化特质方面作了诸多努力，并表现出了对巴蜀文化地域精神坚守的研究特征，但从研究成果来看，探讨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多，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少，对巴蜀文化特质的理论抽绎和比较研究不够深刻，对诸如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巴蜀文化与中华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巴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巴蜀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历史时期巴蜀文化域内以及域外交流、巴蜀文化的传承、巴蜀文化的时代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还研究不足。另外，区域文化研究不仅要注重系统地挖掘区域文化的特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合理性，更要重视区域文化在我国文化同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将两者予以结合，才能从中抽绎出区域文化发展的普遍性价值。
（五）巴蜀文化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对外交流的考察仍有诸多研究空间
自 2010 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提出之后，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 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变格局中，藏彝民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与岭南民族走廊三大民族走廊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其中，位于藏彝民族走廊核心地带的四川地区，历史时期，藏、羌、彝、纳西等各民族不仅构成复杂，而且迁徙频繁，历代对其行政管理措施也不尽相同，并由此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发展了巴蜀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各自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社会动因是什么？在交往交流交融前提下是如何推动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处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动态之中的巴蜀文化又是如何融入中原文化并给予中原文化的发展以积极影响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巴蜀文化又是如何进行对外交流的？这种交流都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以及在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有什么历史启示？如何从中抽绎出历史时期巴蜀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合理性并以此上升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普遍 性理论？这一期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够系统和深入，仍有诸多考察空间。
（六）巴蜀文化的基础研究仍需努力
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与见证，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巴蜀文献与考古资料尚需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夯实巴蜀文化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关于先秦巴蜀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由于现存传世文献难征，现有考古资料亦不足以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目前巴蜀文化史料建设还存在短板，如巴蜀文献的集成性著作还没有完成，明清以及近现代的重要珍稀巴蜀文献、写本文献、档案文献还亟需调查、抢救和整理与研究 ；考古资料尚未分专题进行全面的整理，作为解读先秦巴蜀历史的重要考古资料，巴蜀古文字的研究工作， 自 20 世纪李学勤先生提出“巴蜀古文字作为我国现存先秦古文字中除汉字外唯一可以确定为文字且尚未被释读的古文字系统”这一重要考古观点以来，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都是未来深入开展巴蜀文化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七）巴蜀文化的研究旨趣和研究力量相对分散
“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成果，从研究旨趣上讲，相对集中在巴蜀文化发展的三次高峰，即先秦、秦汉与唐宋三个阶段，而对其他平缓期或低谷期研究的较少，尤其是对巴蜀文化发展平缓或低谷的基本表现和原因揭示不够深刻。这无疑对于我们理解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会造成较大学术困惑。另外，川渝两地研究巴蜀文化的专家数量不少，但分散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尽管 2020 年 5 月由四川大学与重庆大学牵头成立了旨在“充分发挥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和优质办学资源、加强学科融合和科研协同攻关”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但目前尚处于探索运行阶段，两地学者依然存在各自为政、团结协作攻关组织不足等现象。
（八）巴蜀文化的学术研究战略尚不明确
总的看来，“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学术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有待提高，学术原创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也不够，学术刊物相对较少，有重大标志性、重大创新性、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尚不多见。让巴蜀文化走出盆地，走向世界，构建巴蜀文化在全国地域文化研究话语权，提升巴蜀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让国际了解巴蜀文化的精神、内容、特质及其普遍性价值，是下一步巴蜀文化研究首要考虑的宏观问题。
四、推进巴蜀文化深入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通过对“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成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解析，我们认为，深入推进巴蜀文化研究依然要继续协调处理好本体论、认识论与发展观三个维度。就本体论而言，深度挖掘巴蜀文化在自身发展衍变进程中所折射出的特质及其内在合理性 ；就认识论而言，通过现代诠释传统，探寻巴蜀文化当代价值的创新转化路径 ；就发展观而言，构建巴蜀文化在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学术话语权，提升巴蜀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一）宏观规划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加强学术规划和顶层设计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不仅一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呈现出波动性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社会性质和政治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国家统一的文化政策和近乎相同的文化理念在不同的区域并不必然形成完全等同的文化发展水平，这就造成了我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虽然总体呈现共时性的特点，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则更为明显，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变迁的内容、程度与方式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因此，制定旨在建构全新区域文化生态体系的学术研究规划就显得尤为必要。但自从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期，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确立以来，除了川渝两地社科联及相关研究机构发布的年度研究课题外，仅有 2002 年段渝、谭继和两位先生以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名义，秉承建立“巴蜀文化学”的研究 理念，经过严密论证，联袂撰写了以理论为基础、以学科为支撑点的《巴蜀文化研究课题规 划》。该规划开启了近二十余年巴蜀文化研究的新篇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未来巴蜀文化研究，应当以上述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继续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根本理论基础，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方文化的旗帜引领下， 以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和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为契机，根据新时期社会发 展对文化的需求，深刻把握巴蜀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广域性与地域性的统一、坚持继承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坚持自主创新与协同攻关的统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为根本指导原则，以打造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巴蜀文化研究基地、构筑可充分整合学术资源的多维学术创新平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巴蜀文化研究创新机制、构建川渝两地学者“抱团取暖”的学术研究机制、培养有重要影响的巴蜀文化研究学术带头人、推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巴蜀文化研究标志性成果，建立对川渝两地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较强支持能力的新型智库为总体目标，加强巴蜀文化的学术规划和顶层设计，将宏观规划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从而为推进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指明方向。
（二）特色挖掘与规律探究 ：强化巴蜀文化的本体论研究
强化巴蜀文化本体论研究，首先要对巴蜀文化内涵予以科学的阐释。巴蜀文化自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期作为一个科学命题得以确立以来，就存在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但至今尚未达 成共识。本文结合八十余年来巴蜀文化的研究成果以及巴蜀文化的历史嬗变，认为狭义的巴蜀 文化是指秦灭巴蜀前巴人和蜀人所创造的文化事项 ；广义的巴蜀文化则是指世代生活在该区域 以及历史时期通过官方和自发两种主要方式进入该区域的移民，在长期开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 活实践进程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不仅具有浓郁的巴蜀地方特色，而且也是 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所说的巴蜀文化，除专门性的学术研究中所涉及的考 古学意义上的界定外，应当是指广义上的巴蜀文化。其次，巴蜀文化是一个系统的区域文化事 项，对其研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论解析巴蜀文化“神奇”“神秘”与“神妙”的特 质表现及其起源、形成、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解析巴蜀文化自身衍变进程中的内在动力，尤其是要加强对历史时期巴蜀农 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诸如编撰《四川农业发展通史》《重庆农业发展通史》，在弥补四川作为农业大省，至今没有一部相对完整农业发展通史学术缺憾的同时，亦能揭示历史时期巴蜀地区高度融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内在机理。同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解析历史时期巴蜀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必然联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四，要运用比较法和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深入挖掘其鲜明的地域性特质及其自身发展进程中的内在合理性或者说是规律性。
（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推进巴蜀文化的认识论研究
认识论方面，未来巴蜀文化研究尤其要注意巴蜀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转换相关问题的考察。就巴蜀文化的历史价值而言，要客观评估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学诠释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诚如孙华教授所言 ：地理的相对分割带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连续性，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蜀文明。我们现在迎来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希望即将开启的古蜀文明工程以更大的气魄、更开放的胸襟、更广泛力量的调动来共同证明巴蜀文化对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另一方面，要发掘巴蜀文化的当代价值，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建设。 我们知道，文化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的宗旨和意义在于落脚于广大人民群众。秦汉以来即巴蜀联称，历史上巴蜀一家，文化上同源，政治上 一体，经济上互补。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成都、重庆新时期发展的历史机遇，对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未来巴蜀文化研究应当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方文化与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根本指导原则，针对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突 出问题，成渝两地应形成合力，围绕“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通过以现代诠释传统， 开展对策研究，着力探寻巴蜀文化当代价值的创新转化路径，构建促进巴蜀地区社会统筹发 展的文化生态机制，建设对川渝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较强支持能力的新型智库。 如在传承巴蜀历史文脉、培育文旅消费市场、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 协同共济，共同建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在鼓励学术传承创新的同时，倡导学术研究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造就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队伍，充分发挥智库在理论创新、资 政建言、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对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力争推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科学性、指导性、可行性的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发挥文化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四）走出盆地，面向世界 ：构建巴蜀文化发展观研究体系
文化是流动的，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变迁态势之中，并不断新生于我们当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因此，未来巴蜀文化研究要围绕“走出盆地，迈入全国，面向世界”， 建构巴蜀文化发展观研究体系，提升巴蜀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首先，立足巴蜀特色文脉，构建巴蜀文化在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学术话语权。重点解析在中华文化历史发展长廊中书写巴蜀文化符号的文化事象，诸如文史哲领域的“文章冠天下”“史学在 蜀”“易学在蜀”；科技与经济范畴的“天数在蜀”、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地 ；民族 学领域的藏彝民族走廊、长征文化中的“爬雪山”“过草地”“汉彝结盟”、第一支少数民族红色武装以及文献学领域的汉代之后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文献典籍等，以此构建巴蜀文化在 全国区域文化研究进程中的学术话语权。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论，综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民间传说等多种资料的相互印证，着力解析巴蜀文化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演进的独特贡献，并推进巴蜀文化的译介工作，从而进一步提升巴蜀文化在全国、乃至世 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