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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精神的批判与重建

作者:张应强  来源:节自《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  发布时间:2009-06-07

现代大学精神的批判与重建

张应强
 
    一、     大学的文化精神: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研究大学的热潮。关于大学理想、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大学之道、大学之用、大学之治的研究如火如荼, 蔚为大观。这种研究,明显出现了两个阵营:作为“学院派”主体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博士研究生,主要从理论上展开研究;而作为高等教育实践者的大学领导与管理者,则更关注与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实践相联系的研究。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大学精神都成为一个核心或焦点。
    是什么促使中国学者从1990年代开始关注大学精神,并掀起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的热潮呢?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正在成长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我们需要一个与迅速上升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大学系统,需要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也需要大学提供更多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如何把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建设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强国,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我国做出了实施“211工程”的重大决策,要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相关学科,以迅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作为“211工程”的承续,我国随后启动了“985工程”党和国家领导人庄严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具有什么特点?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随着这些与一流大学建设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迅速成为关注的主题和焦点。
  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恰逢百年华诞。在民族屈辱和自强图存中诞生的中国近现代大学,她所经历的不平凡的百年,自然成为人们省察、反思、追忆、感怀的历史话题。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杰出代表,作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领头羊”,在百年校庆期间引发的“什么是北大精神?什么是北大传统?”的严肃讨论,已经不局限于北大自身而具有中国大学的象征意义了。由一所大学而致全民关注,既表明了北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人们试图通过北大来表达对中国大学的认识与期待,来阐发自己的大学理想和对大学精神的追求与感悟。更为特别的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期间,坚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烛照全民族的思想航程,树立了中国大学史上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一座丰碑。面对这座历史丰碑,省察眼前“似是而非”的大学,人们在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借此表达一种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诉求。
  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一一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生存与发展的背景与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高等教育发展转型正在孕育之中。大学与市场、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建构,变革中的大学在寻找着合法性存在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中国大学的传统精神、西方现代大学精神作为大学精神建构的资源,自然成为重新审视的焦点和挖掘的对象。“每二次的社会转型,每一次的大学危机,都在表达着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呼唤。”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会影响到大学的性质,也会改变人们对大学的期待。大学精神的研究热潮,正是一种对大学性质变迁的关注和大学期待的表达。
  可以说,大学精神研究热潮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触发的大学转型以及大学为寻求文化和社会合理性,重新建构新的大学精神的努力。 在西方大学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刀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佛兰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赫钦斯的《学习型社会儿科尔的《大学的功用》……这些有关大学精神探究的鸿篇巨制都诞生于大学的重大变革期,它们或为传统大学精神辩护,或为新的大学精神呐喊,或表达一种新的大学理想。这些大异其趣的辩护和表达,其实是大学精神变迁的反映。
  今日之大学已经不再是早期的“学者行会”和“知识金庙”了,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组织”和“动力站”。知识经济时代将大学与社会发展、大学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大学不断在满足变化着社会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也在不断刺激和提升这些需要。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所谓企业大学、创业型大学、网络大学、虚拟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全球高等教育超级 联盟等新型大学形态不断涌现,营利性大学(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教育产业、美国的凤凰城大学)也在蓬勃发展。大学的内涵与外延、组织与文化、功能与使命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本身的定义,也震撼着传统大学的根基。知识经济的崛起、全球化浪潮的涌现、发展竞争的加剧、大众高等教育及其消费时代的来临,使得大学经历着 又一次彻底转型。这次的大学转型,可能比近代科学进入大学给大学带来 的变革与震撼还要大。大学经历着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世俗化”,大学走下“神坛”,走出 “象牙塔气更加贴近大众,接近市场。大学成为各色聚光灯照射的对象,现代社会的每个人、每个利益群体都向大学表达着各式各样的诉求。大学承担着太多的社会责任,面对着太多的需要,因而面临着一系列两难选择。既要为经营提供发展空间,又要照应普通学生的需要;既要发展科技教育,又要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既想恪守千百年来形成的大学传统,又要适应眼前的变化?大学很难采取两全的策略因而招致各方面的批评。有的人批评大学是保守主义的据点,有的人指责大学成了市场的婢女;有的人批评大学精神退化,有的人指责大学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有的人呼吁大学要”“走出象牙塔”,有的人却要求大学“重返象牙塔 ”……大学面临的不是“十字路口”,而是“环岛路口”。大学的“全民关注”和“全面危机飞预示着”大学转型时代的到来”。大学的转型,需要我们去认识大学的传统与变革,去筹划大学的未来。而要认识大学,除了从组织角度去认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文化、从大学的精神的角度去认识。因而,大学精神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期成为审视和研究的焦点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二、大学的精神传统及其现代际遇
  大学的传统,其实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如果将西欧的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起源,那么人类的现代大学史已历经近千年。
  西欧的中世纪大学被人称为“千年黑暗世纪里人类文明的绚丽之花”,大学在教会和世俗王权的权力争夺所致权力夹缝中自由生长。中世纪的教会、行会和修道院对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就了大学文化精神的基本性向。大学作为“学者行会”,是学者们自由追求学术,探讨高深学问,进行精神自由交往的地方。它以“象牙塔”自居,自由沉思人类千百年来遗留下来之精神与文化遗产,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与批判。为了保护这种“自由沉思”和“精神的自由交往”,大学向教会和市政当局争取到诸多自治权利,谨慎地与社会生活保持着一定距离,确立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学者治校”的原则,以此来处理大学与教会、大学与王权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作为大学处理内部学术事务的基本准则。中国古代那些著名书院, 也是志趣相投,追求学术的学者遁居山林,远离尘世,师生相互切磋,自由探讨学问,追求人生境界的“学者共同体”。我国的古代大学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宗旨,将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统一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指向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大学是自由的、超越的,是远离尘世和功禄、追求真理和至善之境的,是具有文化批判精神的。因而,人们将大学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自由精神、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和人文精神。大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精神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学者治校成为其制度保障。大学的批判精神,源于大学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知识分子有着深刻关联。知识 分子以其超越现实价值体系的独特精神向度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从普遍的人文关怀出发,通过文化批判创生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为变化中的社会秩序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整合基础,使社会得以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纠正和自我定向。西方大学的超越精神发端于基督教文化的余绪,以坚定的信仰超越现实,追求终极价值和道德理想。经过文艺复兴和教育的色垒鱼运望,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确立了人文精神信仰。柏林大学发端于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它适时地将正在兴起的近代科学纳入怀抱,用科学而非教条和古典人文知识来陶冶人的心性,激发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但导怀疑和批判精神,使人服从于理性和真理,因而它反对大学的实用和功利目的。
  但是,大学所孕育和张扬的文化精神传统,在现代社会却遭遇到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的全面包围。自人类开始现代化大业之后,现代化的压力一直迫使大学片面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主宰了大学与大学教育,工具主义理性观实现了对大学教育的征服与统治,大学精神急剧退化,价值教育普遍失位。
  二战之后,美国大学兼及实用的风格风靡全球,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各国高等教育无不受其影响。日本教育家永井道雄曾告诫人们要警惕“现代大学的危机”,认为“当大学与企业结合得过于紧密,学术上又过于反映出实用性的时候,大学的创造性就会枯竭。”就当今大学来看,还不只是创造性枯竭问题,大学的自由与批判精神,大学中“精神的自由交往”已不复存在了。大学成了人力工厂,成了职业培训所,成了现代人追逐名利的竞技场,成了人们各取所需的百货商店。用尼采的话来说,大学成了“精神本能退化的工场”,“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把人变成机器”,使人失去自我和生命本能,听命于知识,听命于金钱,听命于国家,而独不听命于他自己。
  大学精神在现代的退化,与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在大学中的失位有着某种共生关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大学教育出现了一种“知性取向”,完整的教育演变为技术教育,价值教育、人文精神教育在大学中处于被压制和边缘化的境地;“关乎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社会的伦理教育则不再是高等 教育的中心,也即被边缘了”。这种状况已具世界性。 1987 年美国卡内 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对美国大学的教学状况的调查表明:“教育目标上的混乱,是美国大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招揽学生,同时受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驱使,许多本科院校丧失了使命感,对其应负的使命认识不清”,“眼光短浅的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以其注重技能训练而支配着学校”,“对于那些赋予存在以意义,并帮助学生正确对待生活中重大而超越的问题,他们一直漠然置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指出:“为了训练的目的,一个人的理智认识方面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其他的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H.H.为了科学研究和专门化的需要,对许多青年人原来应该进行的充分而全面的培养被弄得残缺不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人文精神教育被压制。池田大作和汤因比认为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学问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失掉了本来应有的主动性,因而也失去了尊严。由于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所以做这种学问的人都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这种实用和功利化教育所致的直接后果, 就是“教育的外在化”和人文关怀的缺失。教育之追求“成人”的无限目的,被化解为适应眼前之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教育之内在价值追求,蜕化为外在之实利追求。因而,人性的提升、生存的价值、人文精神不再是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与之相应,大学教育的内容,便是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和技术。由于价值观念、人文精神被认为不是知识,因而被排斥,大学教育的方式便是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那种自我的品行修养、自我对个性的砥砺、自我的实践活动不被看作是教育方式,因而教育活动被窄化,认为教育活动只是那种“你”对我的活动,而不是我对自我的精神活动;大学教育的方法便是灌输和接受,教育不再是主体自我发动、自我实践的享受性活动,而成为一种外在于主体的负担,人性本有的教育追求成为主体之外的强制。学生在教育中感受不到自由与幸福,而是受控制与痛苦。学校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工具,成为复制不平等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场所,成为延续不公正社会的社会机制,成为现代人试图逃避又不可逃避的“牢笼”。这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所造就的“单向度的教育”和“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所遭遇的尴尬。
  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意义大学的诞生源于现代 化浪潮的冲击。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大学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在坚船 利炮的护送下来到我国,影响了我国大学制度的建构和大学精神的形成。不仅西方的教会组织在我国建立了西方大学似的教会大学,而且留学生的回国,也带来了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经验。像蔡元培等还积极移植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倡导现代大学精神,认为大学是社会的学术与文化组织,以研究高深学问,养成鸿学硕儒为目的。这种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种由外力入侵所启动的现代化使得我们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使得救亡图存成为整个民族的头等大事,需要动员和整合全民族的力量加以解决。这在客观上使得大学被置于行政力量的强烈控制下,通过发展现代科技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来服务于国家目的。大学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使 得大学不再可能掌控在学者手中了,大学不再是学者的自治团体,学术自由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社会责任,无限制的学术自由不复存在了。大学的实用目的压倒了人文教化的目的,古代大学的精神传统很难有延续和转换的空间。现代大学以放逐传统大学精神为代价而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是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我国大学难以规避的历史宿命。而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浪潮所致越来越激烈的发展竞争,使得我国大学背负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责任在发展现代科技的道路上奔跑,而与古代大学的精神传统渐行渐远。
  当现代科技成为耐代文化的主流和主宰的时候,大学把发展科学与技术作为自己的全部使命已不可避免,科技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就获得了合法性社会基础。与此相应,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受到怀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人文学科因为没有实际用处而受到忽视,就像斯宾塞所说的那样,成了虚文华饰和花哨摆设,放在了课程和教育的最底层。人文知识分子丧失了话语权,被完全边缘化。教育的完整性不复存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处于严重分裂状态机已不只是斯诺所说的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了,而是全民性的文化分裂。大学社会职能的扩张,使得大学本真的教育意义失落,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宰了大学,“适应论”大行其道,大学的超越精神和批判精神丧失。大学教育不再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而是像生产流水线一样制造和批发文凭和证书。人们为好职业和高收入不择手段地竞争入学机会,不择手段地混文凭以获得进入功利社会的“敲门砖”。更为严重的是,我国传统的人文教育精神和大学精神成了落后与守旧的代名词。当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国学研究院、有的中小学尝试教授“四书五经 ”等儒家经典时,当有的国学大师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时候,来自社会的质疑和责难声此起彼伏,并斥之为“传统文化自恋症”。人文教化的大学传统和教育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和大学中已无立足之地了,科技与人文的分裂远比在西方社会和大学中更彻底更深刻,而人文学者和人文精神的呐喊和抗争也更微弱更无力。这就成就了中国现代大学特殊的文化状况和文化病象,大学精神的反思与重建因而成为一个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时代课题。
  三、大学精神的重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种魅力是文化文化的魅力,精神的魅力。大学不仅要造就人力,更要提升人性。大学要底蕴和文化精神追求,既是对建立在传统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工具理性主义、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否定,又是对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的深刻有竞争力,更要有文化影响力和文化魅力。这种影响力和魅力,就在大学文 化精神之中。但是,大学精神传统在现代的际遇,出现了大学精神的衰微和 失落。要发挥大学精神的文化魅力,必须重建大学精神。
  (一)       大学精神重建的前奏
  现代大学是在工具理性主义的重围和重压之下走向实利和功利主义的,大学的文化精神传统也是在工具理性主义支配之下经历了“法魅”过程。 在现代社会,随着工具理性主义所致的现代化病症日益显露,工具理性主义正日益受到批判,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的诉求日益强烈。在文化价值领域,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试图通过发展交往理性来拯救人类的理性精神,以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迷茫。而在人类的现代化实践中,可持续发展观、理球时代的新价值诠以及人学革命的兴起,正在抗拒工具理性主义的压力,并成为现代化价值定向的思想基础,成为大学精神重建的前奏。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大力推动。我国已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之一,并上升到科学发展观高度予以强调。这种新发展观的提出,是人类面对全球问 题的困惑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是对长期以来所遵循的以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发展战略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根本精神在于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注重发展的持续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从其实践或操作层面来看,它力图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但从深层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层面来看,则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即把关注的重点从物转到人,从关注“经济馅饼”转到关注入的精神文化世界。因而,重建人的精神理念、提升人性、开发人的精神资源成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精神与肉体圆融统一、和谐发展的新秩序。可持续发展观深刻的底蕴和文化精神追求,即使对建立在传统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工具理性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否定,又是对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的深刻体现。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一一地球时代的新价值论也日益彰显。这种新价值论超越了以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以 图建构一种追求生态和平、生态正义、生态幸福,并最终促进“地球时代人格”形成的新价值观体系。生态和平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平、人与人的和平、人与物种的和平,尊敬自然,敬畏生命是其核心旨趣。生态正义则是摒弃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强力原则,建立在理解、合作原理基础上的正义判据。它追求的是防止处境不利的人被排斥在地球的恩泽之外,禁止处于 有利地位的人垄断地球的恩泽。生态幸福,是实现所有生命的共同幸福和关联幸福,“共同摆脱苦难”、“共同提出希望”、“共同获得欢乐”、“共同进行祈祷”,以形成具备生态伦理良知和生态美学共感品性的现代人格。
  作为这种反思的最高表现形式,20世纪末的西方哲学出现了旦且本监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国哲学界也兴起了人学研究热潮。人学研究的崛起,最现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与矛盾的激发,是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回应。当代西方的现代化,既受益于个人主 体性的充分发展,也受困于个人主体性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发展的困境和人 的生存状况的恶化。在我国,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 影响,个人主体 ' 性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 社会现代化进程时,我们首先要用工业文明中的理性和市场经济的自由自主意识,来取代依托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的依附性,走向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 主体性。但是,我们又面临着个人主体性意识膨胀,特别是个人占有性主体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危险。我们必须催生工业文明所要求的个人 独立人格,同时又要释解个人主体性膨胀可能带来的“毒汁”。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使人既是现代化的动力,又是现代化的目的,使人能真正安享现代化的成果。
  世界范围内表现出的这种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的强烈愿望和实践尝试,是建立在对主宰现代化实践的工具理性主义批判基础上的,它正在为大学精神的重建扫除思想障碍。“教育不可能置身于思想和行动的新潮流之外,它在更新价值观念方面大有可为,人们指望教育不仅能满足人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谐的个人发展、社会正义等),而且还希望它也能面对世界的重大问题,培养青年一代适应明天的世界及要求。 ”②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组织,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并非只有培养科技人才之一途。价值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不仅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为紧迫的要求。教育是追求理想和面向未来的事业,是发现价值、形成价值、推广价值、传播价值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它引导着人类文化向前发展,尤其是大学教育,在传播和创造文化价值方面,更显出其独特的品性。
  尽管大学精神在工具理性主义的重围和重压之下走向了偏狭,但人们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大学的期望,希望大学在文化的创生和发展中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迷茫,铸就新时代的大学文化精神,在拯救人类精神中发挥更大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面对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的重压,大学的精神传统并没有彻底消失,大学的人文精神诉求和抗争并没有停止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及其实践探索,大学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对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庸俗化的批判,对大学教育中过早专门化和过分实用化所致后果的警示……这一切由有关国际教育组织倡导的共同行动,正是一种大学精神复兴或重建的努力。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现 代大学面临重大变革时曾告诫人们:在教育适应现实社会变革时,首要的是 要保持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以避免过于轻率地适应眼前需要而放弃长远责任。大学教育的长远责任正是一种精神教化和生命关怀的责任,一种深度的整全的人文关怀责任。在当今我国大学发展转型期,人们怀念蔡元培,怀念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人们铭记清华的国学大师,他们的人文修养与国学精神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人们也经常感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北大、清华风云际会、大师云集的气象,感慨他们所体现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的大学精神……这并不只是历史的遗迹,而是以精神传统的方式,融入到现代人和现代大学的血脉中,成为我们割不断的情愫。
  (二)大学精神的重建,需要对现代大学进行准确定性与定位
  大学文化精神的式微或丧失,是与大学性质的混淆和位序的混乱直接相关的。在现代社会多种实利和实用需要的诱使和驱动下,现代大学在适 应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变为克拉克•科尔所说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大学成为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机构:它有若干个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 种顾客服务,它不崇拜一个“上帝”,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而是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大学成为多种实利的探求场所,成了职业训练所和文凭批发站,成了为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机关。大学因而失去了独立性,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不再担负人文教化的文化使命。大学的自由精神、超越精神、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也就逐渐丧失。因此,重建大学 精神,必须重新认识大学的特性和使命,重新定位大学,恢复大学作为独立 的学术与文化组织的特性,赋予大学精神教化和终极关怀的使命。
  布鲁贝克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元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 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 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大学具有普遍性,是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机构,大学发挥着传承、生产、创造、鉴别与批判知识与文化的功能。探究知识与学问、追求真理是大学本真的活动取向,也是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所要求的。对此,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深刻体认和感悟,他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的世界,是个体问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每一项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按大学的理想,这四项任务缺一不可,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的研究机会都要为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它给大学带来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
  现代社会组织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类组织。三类组织虽有关联,但毕竟不同。组织角色和组织使命的混淆会导致社会功能紊乱甚至社会解体。大学从其特性和使命来看,当属于社会的文化组织。对此,涂又光先生所创“三Li说”有精辟见解。涂先生认为:“政治底原子是‘力’,经济底原子是‘利’,文化底原子是‘理’。原子不宜单独存在……三 Li 原子合成分子,其存在就稳定了。政治单位底分子含有三 Li,但以‘力’为中心,而‘利’、‘理’为‘力’服务。经济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 Li,但以‘利’为中心,而‘力’、‘理’为‘利’服务。文化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 Li, 但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大学应有的定位在文化之中,所含的三 Li, 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若不如此,便是错位。”大学定位于文化之中,大学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大学的“本体”活动就是“以文化人”、“化野为文”。大学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因而有了特定的“界域”与“法则”一一通讨文化精神创生和人文教化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陶冶人的情操,砥砺人的品性,提升人的德行,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大学所达之为政治与经济服务的目的,在于通过造就健全的人而造就一个健全的社会。这种服务表面上是间接的,但却是根本性的。大学因而成为“世俗的教会”,成为世俗社会的“布道者”一一取代教会而成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承担为社会问题寻找对策,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道德理想,充当社会认知的裁判等特殊功能。
  (三)大学精神的重建,需要守望大学的精神传统
  “大学像一切组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变的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钥匙却在变中保有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大学在变中所保有之“不变”者,大学在演进中之所“承续”者,是大学的精神传统。在变革中保留并承续大学的精神传统,就是掌握了大学成长的“钥匙”。历经近千年而形成的大学精神传统,大多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只不过在现代社会,这种永恒价值曾被遮蔽或污染,需要我们在时代精神引领下去复现其本有之光辉,使其“祛蔽”而“返魅”。因此,重建大学精神,首先需要我们去坚守或守望大学的精神传统。
  大学的精神传统是人类大学精神的历史积淀,世界各文明类型和中西方的大学都对之有所贡献,并互为补充为一个整体。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大学的精神传统在不同文明类型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表现,并且以大学理念的形式呈现。“中国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及所建立的突出‘人统’(别于‘事统’与‘学统’,此一看法钱穆先生有很精透的阐析)的教育理想;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四海一家的大学之世界精神;韦伯、耶士培、蔡元培所坚执的学术与思想之自由与独立;纽曼、赫钦士所宣扬的博雅教育;艾雪培所强调的专精知识;怀特海所珍视的想像力与实用经验以及佛兰斯纳念兹在兹的知识之探索(研究);葛德诺断断于卓越境界的论析。这些理念,无一不是今日大学的源头活水,也无一而非继续形塑大学性格的观念力量。”作为以理念形式表达的大学精神传统,元疑带有某种理想和向往的意蕴,但这种理念或理想却不是无根的或超现实的臆想,而是根植于大学之演变与发展历程的。
  虽然我们很难将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时期的大学精神传统实现统整性的概括,但考虑到大学在其源头所孕育的大学精神所具有的文化“基因性”特点,以及大学精神之“世界性”性格,我们可将大学之精神传统概括为以下四端:一是以探求真理、完善人格为宗旨,二是以教化社会、泽被人类为使命,三是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条件,四是以师生情趣相投、精神自由交往为形式。其基本精神在于人格之养成、心智之畅悦、学术之发展、文化之革新。
  大学之精神传统,与教育之真精神具有高度契合性,或者说大学精神传统的核心在于葆有教育之真精神。大学作为教育机构而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人文化育、教化社会是其根本使命。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之最高目的 在于发展自由精神,达臻自由个性,实现自由人格,实现心灵和自我的彻底解放。用人类千百年来创造和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时代的思想文化精粹,来培养与造就既立足现实又有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新人”,是教育的本质特点,是教育永恒价值的表现,也是教育区别于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特征。
  事实上,大学精神传统的诸方面表现,都是围绕人的教育和人的精神而展开的。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精神传统的核心,其义在于学者(包括教师与学生)能以自由的方式探讨任何学术问题,不受政治的、经济的、教会的,以及学者内部 (“学阀”)的限制,以求思想和精神在自由探究和交往中自然展现和发展。学术自由是大学创造新思想、新文化的先决条件,但它并不只是针对学术发展而言的,其目的也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学术自由所表达的其实也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献身于真理、追求真理而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表达自由个性的精神状态。在现代社会,人们时常担心“没有限制的学术自由是否会像没有限制的经济上的不干涉主义一样成为灾难”,因而学术自由常常处在一种既值得追求又需要限制的状态。在现实性上,应该使学术保持同社会现实之间的盒主旦豆,既不漠视现实,又不逢迎现实,使自由既体现欢快流畅的特性,又能谨慎地观照自身的限度。这样,才能使学术自由不至于陷入理想主义的孤傲之中,不至于失去其思想精华。这其实也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
  (四)大学精神的重建,需要注入时代精神的质素
  涂又光先生曾说:“大学既要有‘出世精神’又要有‘入世精神’。我认为,大学的出世精神,就是大学的超越精神、理想主义精神、人文关怀精神;大学的入世精神,就是大学的现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兼具大学的出世精神和入世精神,可以作为大学精神重建的一种取向。
  重建大学精神需要守望大学精神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让大学重回中世纪,重回儒家时代。大学作为特定时期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学术与文化组织,与时代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有着深刻联系。西方的中世纪大学经过文艺复兴的文化洗礼,告别了宗教性而世俗化,古典人文主义文化开始影响大学之传统精神;而近代科学在大学之外徘徊几百年后始为大学所谨慎接纳,洪堡所筹划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极力避免科学所蕴含的技术和实用取向,反对职业和技能教育,将近代科学严格限定在陶冶人的心智和培养人的怀疑和理性精神的层面。但科学一旦为大学所接纳,就会为大学精神注入时代性因素,而受特定的实用主义文化所影响以及通过对德国大学的借鉴与改造而形成的美国大学,其文化和精神性格与过去的大学文化精神大 异其趣。正如阿什比所说,任何时代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大学精神的变化取决于两种力量,一种是来自大学精神传统的力量,一种是来自现实环境的力量。大学精神既要葆有传统又要适应时代的变革,表现为大学传统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张力平衡。这就是说,大学精神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由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并不是同时代变革同速和同步的。因此,在众多的社会组织中,大学是变化最为缓慢的机构,大学似乎总是落后于时代。大学传统往往使大学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但现实环境则是大学精神变化的触发性因素,因其触发而产生大学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达至两者的平衡,这就是大学精神变化的“动力学原理”。因此,为大学注人时代精神质素,给予其“助动力”,是促使大学精神变化和重建大学精神的前提和必然要求。
  对当今的时代精神,人们曾从批判或建构的角度有过不同的描述与揭示,因立场不同,认识有着很大差异。要准确概括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在不断变化,且变化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如果要对当今时代精神予以概括的话,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就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或主要特点。为大学精神注入时代精神的素质,就是要赋予大学与时具进的变革精神。
  人类的大学史,就是一部大学精神的变革史,变革是大学精神的主旋律。恰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大学)历史的流动常快过智者的涧识烛照。当纽曼颂扬古老的牛津之理念时,新的牛津却正在诞生;正当佛兰斯纳宣述“现代大学”之精神时,他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在1930 年时却已经濒临死亡。克尔的书则为继而起之的大学取名为 multiversity, 他说纽曼的大学是 一个“村庄”,佛兰斯纳的大学是一个“市镇”,而今日他所看到的大学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但是,大学的变革有积极的变革也有消极的变革,有主动性变革也有被动性变革。但与时俱进的变革不是消极被动的变革,而是前瞻性的积极变革。赋予大学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并不是要大学不加判断和选择地去适应眼前的变化,跟在社会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对变 革之“时”与“势”有所把握,有所判断,有所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或超 越社会的变革或转型,以使大学与社会生活保持适当距离,保证大学有对社 会现实做出审慎的思考、选择或批判的空间。从大学发展史来看,每当大学与社会现实文化结合得过于紧密之时,总是预示着大学精神的衰落。当前的大学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与批评,也在于大学几乎是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文化。
  赋予大学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意在促使大学克服惰性和保守性,正视现实,形成一种务实的现代精神,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使大学精神不至于陷入理想主义的孤傲中。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要求大学具有务实精神,但这种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大学去追逐实利,而是要敢于正视人类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现实问题,为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努力,创生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走出工具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茫。大学务实精神的实质在“务本”一一务大学文化使命之本,务教育之本,务人之本。这是作为社会的学术与文化组织和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务实精神的根本特点。这就是说,为大学注入务实精神,不能以牺牲大学的本质特点为代价。
  赋予大学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要处理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科学和科学教育作为大学精神变革的一个动因,对现代大学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种整全的大学教育分化或演变为专业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大学的“德性取向”转变为“知性取向”和“工具取向”。由此,人们对现代大学精神的批判,转向为对科学和科学教育的批判。科学和科学教育背负着历史的罪名,而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似乎成了拯救大学精神的“良药”。对此,我们要说,现代大学如果排斥科学和科学教育,那无疑意味着它将走向“死亡”,大学精神如果排斥科学精神,那它就不是时代的大学精神。因为科学是我们文明的中枢,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有机构成,是大学精神重建的时代精神资源。事实上,科学的危机、科学教育的“偏颇”并不是科学本身带来的,而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偏颇,是人把科学世界的法则带进了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导致的,是人像在中世纪崇拜上帝那样崇拜科学,最终才使人为科学所压、所困。因此,为大学注入时代精神的质素,重建现代大学精神,不是要排斥科学和科学教育,正确的路向应该是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走向“科学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是“第一个深深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它将减少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它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而形成的“科学人文主义”文化,将会使大学教育回归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完整的教育, 成为培养“完整人”的教育。这是大学“返璞归真”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