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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作者:杨玉良  来源:复旦大学校长  发布时间:2009-06-30

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对当今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大学除了在“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或许存在着更大的张力。这些都是必要的张力,大学在这两个张力中前行。为此,认清大学的使命并以此为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要功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国内曾经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简单地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并且把它们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后才能传递的。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与发扬的任务。任何学科专业,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在起着这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我们复旦大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大学,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Dwight Allen)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里“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有“坚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但是从她的“保守性”来说,又必须要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要保持宁静和清醒。前些年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应是社会的清洁剂、清醒剂。
  这些年,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她“创造性”的一面。大学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反省不仅仅是批判,而更应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这种讨论不应是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而应是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应该仅仅煽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关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有些问题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跟现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恰恰是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极具“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甚至复古,大学就丧失了她的责任;但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因此,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以及她的“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
  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时代新赋予的功能。
  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政府给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她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因为她发明了雷达,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从政府介入大学事务以后,大学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一书中指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反应,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我认为,这种调整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认为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倾向性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服务站”就是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是即兴式的服务,不仅服务质量不高,而且使大学过度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
  为什么“服务站”思想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当“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服务站”思想使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媚上”的种种陋习,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未得到应有的坚持。因此,这样的大学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批评。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和思想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他甚至说:“如果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那么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她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的精神品格,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两个倾向,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和宁静。
转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