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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习

作者:人文学院办公室  来源:人文学院  发布时间:2009-10-09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汉文1周涛
   2008年5月12日,一场令举世震惊的罕见大地震在四川发生,天府之国遭受了重创。严重灾情一经报道,国内国外相倾来助,各方人士合力来援。纽约州立大学愿四川大学生们提供150个到纽约州立大学学习的全额奖学金名额,并提供必要的领导能力培训,希望以这样一种智力支援的方式来给予四川帮助。作为来自地震重灾区之一彭州的一名大学生,我获得了参与选拔的机会,并最终通过所有面试,获得了留学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机会。
   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所以到了奥尔巴尼后,所选课程也大多与中国语言文化有关。中文专业属东亚学部,教授多为美国人,虽然讲授中文相关课程的教授们或多或少都会说些中文,但教学是用全英文进行的。所以,尽快适应英文教学成了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第一学期,我使用的是导师推荐的课表:现当代中国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鉴赏(Modern Chinese in Translation),阅读、赏析中国当代经典小说,需要写赏析文章和做课堂演讲报告;东亚文明起源(Souce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介绍东亚文明的起源,重点在中日韩三国,以经典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为主要教学手段;此外,还有古文阅读课和非常挑战词汇量的美国历史课。
   第二学期,由于生活上已经基本适应了,所以我的主要精力放到了学习上。我选择了一门探讨中国形象演变的“西方眼中的中国“(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这堂课以对文字、影像材料的讨论为主,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帮助我了解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视角。此外,还有中国历史课(History of China)。虽然中国历史对我来说是相对熟悉的内容,但选这门课对我却仍然有极大的帮助,因为我从中知道了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所持的态度、所站的角度。所谓知己知彼,只有了解了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观点,知道他们的疑惑、偏见和误解在何处,才有可能找到一个中西交流的对接点,也才有可能做到有的放矢,从而让他们了解到一个真正的中国。此外,我还选择了自己兴趣所在的古诗词鉴赏课。教材内容跨度很大,囊括了从先秦到近现代的经典诗歌。教授对传统中国诗词颇有研究,理论水平、古文功底非常深厚,尤其钟情于有着悲悯情怀的杜甫(可见,同情弱者乃是人类天性,不论国界,人皆有之)。在这堂课上,我了解到了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诗词的方法。相较于中国学界对背景、风格、流派的等外在方面的着力分析,外国研究者们更注重诗歌内容本身。因为中国学者们掌握有大量相关背景知识,所以赏析时牵涉到较多的外在的理论性的东西,搭建的研究结构跨度较为宽广,分析涉及了多个方面,这样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宏观性很强,更全面、更客观;弊端在于有时候会陷进泛而不精、太过概念化的境况中。而西方研究者们由于相对缺乏一个文化背景,所以更注重对文本本身的阅读,对意象本身的研究,对情感本身的体会。最后一堂课是实践性很强的中文课。这是一门教授汉语的课程。我担任助教,需要帮助老师批改作业、考卷,给学生们做口试,课外辅导。在与这些热爱中文的学生的接触中,我了解到了中国在海外逐渐增大的影响力,中文在海外的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另外,在对老师教学方式和课堂效果的仔细观察后,我看到了对外汉语教学教学手段提高、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海外的汉语教学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无论教学理论或者是教材资源,都有待丰富和规范化。我发现目前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将趣味性融于教学中的方法,课堂教学要么会因为一味注重趣味性影响了知识点的讲授,要么就因为过度重视知识点的讲授而缺乏趣味,令教学枯燥、气氛尴尬。
   此外,也得到了在中文教学上的很特别的实践经验。教文化史和中文课的Hargett教授有一位已经工作的朋友Larkin想学中文,由于对我的中文水平较为认同,所以教授在几个学生里选中我做他朋友的中文老师。对我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很难得。因为虽然平时也给同学做课外辅导,但这些学生的中文都是有一定基础的,再加上教材、所学知识点都是严格规定好的,所以我在教学时受到的约束较多,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较小。而Larkin的中文基础为零,他也不是学校的学生,所以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手段来教授中文,自己有了更多自由,可以做很多创造性的尝试。Larkin希望学习口语,所以我决定不按先学生词、再逐步过渡到句型、语法的常规,而是直接以句子入手。课堂的教学就以我与他的情景对话为主。当然,要有意思、要让他对知识点印象深刻,就必须要借助一些道具。虽然上课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与Larkin的接触中,我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更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尤其难得的是,通过几次有关敏感政治话题的讨论,我更深刻了解到了寻常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奥尔巴尼是一个级别较高的大学,所以吸引了很多国际学生。在我们的课堂上,特别是在专门为国际学生开设的美国历史课上,我得到了同来自各国的同学交朋友的机会。在接触中,我们寻找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风俗上的同和异。那些相同之处固然是令人惊喜的收获,相异之处,尤其是那些从前难以接受、现在在认真聆听了以后发现其实是有其合理性的相异之处,又未尝不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让我们学会以更宽容的心态来面对别国的文化;往大处来说,是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心态更开放,姿态更国际化的。我开始越来越明白中国在外交活动中一贯秉持的求同存异原则的真意。中国需要走向世界,而一种国际化的视野是完成这项工作所必须的。能够在大二的年纪得到这样的机会,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
   幸运的事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寒假时到华盛顿参观、游览许多著名的景点。另外,还参加了领导能力培训。这项培训是150计划的重头戏,所以在活动中我不敢有一丝懈怠。有在各自专业颇有建树的杰出人士带来的精彩演讲,有专业测评机构的培训人员为我们做的领导能力测试,活动结束后,自己感觉收获颇多。
   此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如一年一度的的喷泉节,每年四月的一天,上千清凉泳装打扮的学生会一起跳进学校中心的喷泉中,疯狂玩水,庆祝喷泉开始喷水。当喷泉开喷的那一刻,大家疯狂地齐声欢呼,鞋子、气球一齐被扔到几十米的高空,然后和晶莹的水柱一齐落下。我想,这应该是典型的美国大学生的风格吧:活跃、有蓬勃生气。此外,感恩节时还应邀去教授家品尝地道美国家常食物(主要是火鸡),寒假时去纽约市游览了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最为特别的经历是和台湾朋友自驾去波士顿旅行。最为难忘的是复活节那天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校园里的漫步。干净整洁的街道、古典雅致的建筑、幽静的环境、尤其是行色匆匆的学生们脸上的那种自信而淡定的神情、那种发自内里的沉静,让人不禁对此地心生向往。更忍不住期待这般非凡的名校气度有朝一日能在更多的中国大学校园里出现。
   我的收获很多。大概总结下来,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关爱。其实在地震以后,四川就不断收到来自八方的问候和关怀,这些关爱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四川人感动不已。但在这一个项目中,我们受到的关爱甚至胜过了之前的任何时候。在中国方面,是国务院的特批,留学基金委的一路关怀,温总理和国务委员的接见和节日里的亲切问候,领事馆事无巨细的照顾,华人社团的不断问候。在美国方面,是美国驻华使馆在办理签证事宜上的一路绿灯,是导师的坦诚相待,是教授的平等姿态,是host家庭的细致体贴。同去的几位同学也都尽力地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其次,是能力的提高。
   一是独立生活能力显著提高了。美国是一个注重个体的国家,一方面表现在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必需对自己负责。所以虽然有导师负责这一年里我们在这个陌生国度的生活,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独立面对、处理很多的问题。比如自己到城里办银行卡、办手机业务、去医院做体检等等。
   二是承压能力的提高。在准备并不算充分的时候,来到了一个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学习,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无论适应还是融入,都会遭遇很多困难,面对很多压力。但我自己内心很清楚,亲人挚友都远在地球的另一端,所以,没有人可以替我分担这些压力,我必须,或者叫不得不一肩挑起这所有的压力。较长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自己开始习惯于这种独自面对困境的生活,逃避或者放弃的念头越来越少出现。所谓习惯成自然,真的没错。时间,或者说习惯,真的有一种莫测的、强大的、可以极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力量。
   三是知识的积累增加。即较为全面地了解了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重点、视角;西方大学的授课方式,师生相处模式。最令我惊奇的发现是少数美国学生对中国的无知。相对于中国人对英语的极度重视,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算不上多。比如,在一堂有关中国文化的课上,老师的一句“中国疆域最南到那个地方”难倒了所有美国学生。好不容易有人举手,答案竟是“韩国”。但不得不提`的是,西方教育中也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如更平等的师生关系、较开放的考试、自由宽松的学风。 
   四是接受了从前一直排斥的直线思维方式。美国人多是直线思维。起初觉得这样的不成熟的思维方式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将问题简单化,以致没法看到深层本质的内容,以这种思维作研究很容易流于肤浅。但后来发现,这世上的事其实并非都适合以复杂多元的方式来思考,有的东西其实更适合以简单方式来思考。强行将其复杂化只会模糊方向、削弱判断力。
   再次是信心大增。
   亲身到了从前意识中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美国以后,观点不再被神秘感主导,相反,了解到了一个鲜活真实的美国。我发现其实美国也并非像从前想象的那般完美,那般难以超越。开始更客观地看待自己、自己的国家,对祖国越来越有信心。在对比中发现中华文明的成熟、理性同温和实在是极难得的,是真正的大智慧。不同于美国相对单薄的六种价值观,中华文明内涵极为丰富。不同于美国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更博爱、更有普世意义。我们有忠孝仁义,最重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会持续一生的责任。但在美国,家庭成员相对独立,他们之间的责任没有中国的那般强。很多孩子进大学之后需要自己负担学费,父母老后多是独居,自己对自己负责。此外,还有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相较于中国青年素有指点江山的传统,美国大学青年对政治的关注度相对显得较低(尽管在奥巴马当选当晚,整个校园欢呼一片)-----原因大概在于较于中国的多难,美国走得太顺,缺乏忧患意识;且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有悠久的参与国家变革的历史。中国的农耕文明扎根大地,显得质朴敦实、成熟全面,现实和精神层面都被考虑到了,即求两个层面的和谐;美国的航海文明源于迁徙流浪,求实际的效率、重实际的效果,是一种很现实的文化,或者叫社会生活方式,显得相对幼稚薄弱,缺乏一些深刻坚实的东西。但不能否认,在效率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再有所提高---我们要更务实、更高效。
   另外,我的期中考论文得到全班唯一满分的经历,课堂上作的诗歌赏析让一向严谨的文学老师Hartman教授惊呆并极严肃地评之为“观点非常非常独特,这个视角是我过去从未想到过的”的经历,期末给大一中文班讲课获得学生很高评价的经历,都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不得不提的是,那篇让老师惊叹的诗歌赏析拙作其实是同时使用中美两种研究方法写就的。通常来说,太短的诗并不容易发挥演绎,所以几乎所有同学选的都是七绝或字数更多的诗词。但我选择的是一首极短的诗:王维的五绝《鹿柴》。这是一首极经典的描绘空灵境界的诗歌,历来的赏析多围绕对意境的赞美,但这次我将焦点集中在艺术手法上。因为在阅读中我发现这样一首千百年间被公认为静谧到极致的短诗中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动词,而通常情况下,动词会让作品显得更热闹、更具生机,但同时也会破坏静谧之感。所以我的论述就围绕“王维是如何以如此多的动词营造出无尽的空灵意境的”展开。我给出的解释是,首先,这一系列动词的主语是自然景物,而自然景物的移动往往是有一种优雅舒缓、自然随意的感觉的;此外,每一句中的动词其实都是和另外的静态物象交叉出现的,这就带来了一种结构上的对称和平衡。而平衡可以带来一种和谐之感,而和谐之感其实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安静。这样将研读重点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方面作深入研究的方法其实是较为典型的美国风格。中国的研究方法注重概念、理论、宏观性,而美国人则特别喜欢就一些细节或者极小的方面做细致的研究。以中国式的领悟力和感知方式加上美国式的解读方式,我这次的的确确收获不小。
   还有就是在政治上更成熟了。
   我们变得更加爱国,我们的身份认同感大大加强,政治立场变得更坚定了。在国内时,我们的身份是无疑的,无需确认的。但一旦到了国外,会与各色人接触,在从前看起来极遥远的政治问题渗入生活,变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点滴,会有很多场合需要大声说出自己来自哪里。于是,“我是中国人”成了我们在公众场合说得很多的一句话。这样的一句话帮助我们不断确认自己的身份,最后的收获是,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大大加强了。当听说达赖要来奥尔巴尼大学演讲时,我们毫不犹豫、当即决定对此实行抗议。
   相隔遥远交流不便、文明形式不同、政治形态的相异、利益的争夺,导致中西方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不可避免并且长期存在。曾经在课堂上看过的一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事名叫The Sand Pebble,它是20世纪初一艘在中国内河巡航的美国炮艇的名字。影片讲述了艇上水手们和岸上中国人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普通中国民众的矛盾。事实上,作为个体,来自双方的任何两个人都可以很好的交流(比如中国女子梅丽同美国水手Frenchey 坠入爱河),但是,因为政治,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对中国的野心,双方变得水火不相容。最后,很多无辜而善良的人死去。在论文中,我的结论是,每个死去的人都“die from their background”即并非死于个人恩怨,而是自己的美国或者中国出生背景,他们都是政治矛盾的牺牲品。梅丽因为嫁给了外国人而被同胞杀死、然后此罪过又被嫁祸给美国水手Holman,故事中那群普通中国民众希望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心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怨愤。我们无法考证这类事件的历史真实性或者发生的可能性有几分,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列强的矛盾是尖锐的。尖锐到人们要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表达自己被侵略的愤怒,发泄自己被压榨的怨恨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相互的对立敌视其实是经常发生的。原因是双方面的。从中国来说,由于其宽广的疆域、富庶的资源,所以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号二号的主角。具体来说,当其兴盛的时候,会被其他个体视为一个极具攻击性的野心家;当其相对衰落时,又不可避免地会沦为被瓜分宰割的对象。对外国来说,前者涉及自身安危,后者涉及自身利益,都是紧要大事,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很难温和起来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开始愿意承认各种矛盾分歧的存在,不再刻意回避,而是积极地参与交流,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化解意识上的矛盾与分歧。
   此外,在同台湾室友的交流中,在同美国学生就一些政治话题的讨论中,我变得更清醒了。从前只是单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坚持一些观点,而现在,自己真正了解了这些观点的合理性,并努力使用这些合理性来说服对方。我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在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辩论时,最为有效的传递中国声音的方式不是以气势,或是以大而空泛的观念、概念压人,而是以自己平和的态度来打动对方。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会相信人性是共通的,摒弃偏见,冷静地梳理,客观思考,以个人身份与之作平等交流 。这样就可以令对方相信你(这个人)的客观冷静,不再带有排斥情绪,而后才易于传达实情及观点,以至最终说服对方。
   以上的这些收获足够证明这一年真的是不虚此行。但我们也不会因此而乐不思蜀。我们深深了解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所以,我们会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到家乡,认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踏实尽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中大多数人本就是有责任感的孩子,在经历了地震之后,大家的生活方式、生命信念有了更多的正面积极的改变:从前有些许冷漠的人,开始变得有更有悲悯情怀。因为地震让他们了解到生命的脆弱,而众志成城、锲而不舍的援救又让他们了解到生命的珍贵。从前有些许脆弱怯懦的人们,则在见证了无数惊人的生命奇迹之后开始了解到生命的韧性和无限潜力,从而开始珍视自己,重视自己,开始变得积极坚强、有担当。所有的这些改变都会化成一种巨大的动力,帮助我们坚定勇敢地去面对未来的一切。
   在此国家多事之时,又生地震,或许有更深层的意义在里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谓“增益其所不能”,即了解到从前所不知的,珍视从前所忽略的。无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抑或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在不远处。